那道遣散令下来的时候,厂里那台跟了我二十年的老车床,正“嗡嗡”地唱着欢快的歌。
我手里握着冰凉的游标卡尺,正卡着一个刚出炉的轴承,分毫不差。阳光从高高的天窗斜着打进来,给飞旋的铁屑镀上一层金粉,那是我眼里最美的景象。
几十年来,我就像这宫里最安分守己的匠人,以为凭着这一手绝活,总能在这红星机械厂里,谋个善终。
我叫李卫民,别人都叫我李师傅。
跟我斗了一辈子的“婉妃”,是钳工班的王建。他手艺跟我半斤八两,但那张嘴,那份心思,却比我活泛太多。为了车间主任那个“后位”,我跟他明里暗里,争得跟乌眼鸡似的,头破血流。
我们都以为,那个位子,不是我的,就是他的。
可谁能想到,最后登上“后位”的,是那个我们谁都没放在眼里的“纯嫔”——刚从大学分来没几年的技术员,陈静。
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,懂什么叫淬火,懂什么叫公差?
而现在,这张薄薄的纸,这道冰冷的“圣旨”,不仅宣告了我的出局,也宣告了王建的出局。
我跟“婉妃”争了一辈子,最后,竟是落得个一同“赐死”的下场。
我捏着那张纸,指尖都在发抖。纸上印着的“优化结构,提前内退”八个黑字,像是一把淬了毒的匕首,扎在我心窝子上。
我一生的荣耀和战场,就这样,被一张纸,轻飘飘地,抹去了。
第1章 旧宫墙里的手艺人
我们红星机械厂,是五十年代建起来的老厂。
对于我们这些老工人来说,这里就是我们的“紫禁城”。高高的红砖围墙,圈住了我们大半辈子的人生。
厂门口那两棵巨大的法国梧桐,是我进厂那年栽下的,如今已经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。
每天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厂区那条名为“团结路”的主干道上时,成百上千穿着蓝色工装的男男女女,便从四面八方涌来,汇成一股蓝色的洪流。
自行车的铃铛声,夹杂着熟悉的问候,构成了这座“宫城”一天最初的交响。
我所在的第三金工车间,是厂里的核心。这里有全厂最精密的车床,也藏着全厂脾气最硬的老师傅。
车间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机油和金属切削液混合的味道,那是我闻了三十年的气息,比家里的饭菜香还让我安心。
我师父常说,一个好的车工,听声音就知道机子顺不顺,摸一下铁屑的温度就知道刀头快不快。
这门手艺,靠的是心,是手,是成千上万个日夜的磨练。
我就是靠着这门手艺,从一个毛头小子,成了厂里人人见了都要喊一声“李师傅”的人物。我加工出来的零件,精度能达到头发丝的几分之一,是厂里出了名的“免检产品”。
这份荣耀,比什么都重。
王建跟我几乎是同时进的厂,他被分在钳工班。我们就像这“宫里”天生的对手,车工和钳工,一个负责“削”,一个负责“配”,既要合作,又要较劲。
零件从我车床上下来,到了他手里,如果装配出了问题,他会第一时间嚷嚷:“老李,你这活儿糙了啊!”
如果完美契合,他顶多撇撇嘴,不咸不淡地说一句:“还行。”
他那个人,手艺是顶尖的,但心思全用在了人情世故上。逢年过节,他拎着东西往领导家跑得比谁都勤。车间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,他总是第一个到场,话也说得漂亮。
我瞧不上他这套。我认为,在厂里,手艺就是最大的本事,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把活儿干漂亮了,比什么都强。
所以,我把所有心思都花在了我的那台“老伙计”身上。我熟悉它每一个部件的脾气,闭着眼都能听出它的转速。
我们俩的竞争,从青年技术比武,一直延续到中年。奖状和荣誉证书,在我家柜子里放了一摞,在他家,想必也少不了。
我们就像两只争夺领地的雄狮,在这片钢铁森林里,互相咆哮,也互相成就。
只是我们都忘了,森林本身,也在悄悄地变化。
第2章 “后位”空悬
老主任要退了。
这个消息像一阵风,一夜之间吹遍了整个车间。
老主任姓钱,是个老好人,在车间主任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十五年。他就像这“后宫”里年迈的太后,虽然不管具体事了,但有他在,大家心里就踏实。
现在,他要退了,这个位子就空了出来。
车间主任,在我们这些一线工人眼里,就是天大的官了。不用再三班倒,不用再一身油污,独立办公室,开会有专座,工资奖金更是高出一大截。
更重要的是,那份权力和尊重。
一时间,车间里的空气都变得微妙起来。每个人看我的眼神,看王建的眼神,都多了一丝探寻和揣测。
我和王建,是公认的最有力的竞争者。我技术过硬,是厂里的技术标兵,带出来的徒弟个个是好手。王建群众基础好,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处得跟抹了油一样顺滑。
“老李,这回肯定是你的了。”午休时,徒弟小张凑过来,神秘兮兮地说,“前两天我还听马厂长夸你,说你是咱们厂的定海神神针。”
我心里一阵熨帖,嘴上却淡淡地说:“别瞎说,好好干活。”
但我知道,我的心乱了。
那晚回家,妻子张兰给我端来一碗绿豆汤,看我坐在沙发上拧着眉头,便问:“又跟王建置气了?”
张兰是我同厂的,在后勤部门,后来厂里效益不好,第一批就内退了。她最懂我的心思。
我把老主任要退、车间里都在传我和王建要接班的事说了。
张兰听完,沉默了一会儿,把碗放在我面前,说:“卫民,我知道你好强。可那个位子,坐上去,就真是好事吗?”
“怎么不是好事?”我有些不快,“我干了一辈子,不就图个脸面,图个认可吗?当上主任,以后谁还敢不服我?”
“当了主任,你还能天天摸你的车床吗?你还能安安心心搞你的技术吗?”张兰看着我的眼睛,“那是个管人的活儿,不是个干活的位子。你那脾气,又直又硬,得罪了人自己都不知道。”
我端起碗,一口气喝光了绿豆汤,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,却浇不灭心里的那团火。
“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。凭什么他王建就能上?论手艺,他比我差远了!”
张兰叹了口气,没再说话,默默地收拾碗筷。
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,但我听不进去。我和王建斗了半辈子,这是最后一仗,也是最关键的一仗。
我不能输,也输不起。
从那天起,我心里那根弦就绷紧了。我开始不自觉地观察马厂长的一举一动,揣摩他每一句话背后的意思。
王建那边更是活跃得像只花蝴蝶。今天给厂长办公室送盆君子兰,明天帮书记家修好了漏水的马桶。车间里的大小事务,他都抢着出头,处理得滴水不漏。
我看着他那副长袖善舞的样子,心里又鄙夷,又焦虑。
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已经悄然打响。
第3章 头破血流的争斗
竞争开始了,比我想象的还要激烈。
厂里下发了一个通知,说是为了选拔新的车间主任,要搞一次综合考评。考评分为三部分:技术实操、理论笔试和民主评议。
技术实操,是我的强项。
考评那天,题目是加工一个结构复杂的异形件,精度要求极高。我拿到图纸,只看了一眼,脑子里就已经规划好了所有工序。
我穿上洗得发白的工装,戴上防护镜,站在我那台熟悉的老车床前,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
我的手稳得像焊在机床上一样,进刀、退刀、换刀,行云流水。车刀在零件上划出优美的弧线,银白色的铁屑像瀑布一样飞溅。
两个小时后,我关掉机器。那枚在灯光下闪着金属光泽的零件,静静地躺在我手心,像一件艺术品。
检测员拿着精密的仪器反复测量,最后抬起头,冲我竖起了大拇指:“李师傅,完美!所有尺寸都在公差带的最优范围!”
整个车间响起了一片掌声。我看到王建站在人群后面,脸色有些发青。
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像个得胜归来的将军。
然而,理论笔试,我栽了个跟头。
考卷上有很多关于现代企业管理、成本控制的新名词,我看得头晕眼花。什么“5S管理法”、“PDCA循环”,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
我只能把我对车间管理的理解,用最朴实的语言写上去:安全第一,质量为王,师傅带好徒弟,把手艺传下去。
交卷的时候,我看到王建的卷子写得满满当当,字迹工整。他冲我得意地笑了笑,那笑容像根刺。
最后的民主评议,更是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情世故。
投票结果出来,王建的票数遥遥领先。很多人当着我的面说支持我,背地里却把票投给了他。
我心里堵得慌,像塞了一团湿棉花。我想不通,难道一辈子的好手艺,还抵不过几顿饭、几句好话吗?
综合成绩下来,我和王建几乎持平。我技术分第一,他评议分第一,理论考试他略胜一筹。
最后的决定权,落在了厂长马东海的手里。
车间里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。人们开始站队,有的人围着我,说些恭维的话;更多的人,则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王建。
王建也越发像个准主任了。他开始背着手在车间里巡视,对别人的工作指指点点。有一次,他走到我的车床前,看着我正在加工的零件,故作深沉地说:“老李啊,你这效率得提一提了。现在都讲究效益,光做得好不行,还得做得快。”
我头也没抬,冷冷地回了一句:“我的活儿,不用你教。”
他碰了个钉子,悻悻地走了。
徒弟小张悄悄对我说:“师傅,王建最近总往马厂长家里跑,听说是送了很名贵的茶叶。”
我心里一沉,但嘴上还是硬撑着:“歪门邪道。马厂长是老党员,不会吃他那套。”
话虽如此,我却越来越没底。晚上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张兰劝我:“别想了,是你的就是你的,不是你的,争也争不来。”
我说:“我不是争那个位子,我是争一口气!”
那段时间,我像着了魔一样,工作上更加拼命,想用无可挑剔的技术来证明自己。同时,我也学着王建的样子,试着去“走动走动”。
我拎着家里种的几斤新花生,敲开了马厂长的家门。
开门的是马厂长的爱人,她接过花生,客气地让我进去坐。马厂长正在看报纸,见我来了,指了指沙发。
我局促地坐下,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,嘴里磕磕巴巴地,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最后,还是马厂长先开了口:“卫民啊,厂里的事,我都清楚。你和王建,都是厂里的骨干,手心手背都是肉啊。”
他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,我却听得心里发凉。
从马厂长家出来,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感觉自己像个小丑。我这辈子最瞧不上的事,自己竟然也去做了,还做得那么笨拙,那么可笑。
这场争斗,已经让我面目全非。
第4章 被忽视的“纯嫔”
就在我和王建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陈静。
陈静是三年前分到我们厂的大学生,学的是机械自动化。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斯斯文文的,平时不怎么说话,总是抱着一本厚厚的专业书在看。
在我们这些老师傅眼里,她就是个纸上谈兵的“秀才”。
刚来的时候,她被分到我们车间实习。她对那些轰鸣的机器充满了好奇,总喜欢问一些在我们看来很“傻”的问题。
“李师傅,为什么这个零件要用这种角度切削呢?”
“李师傅,这个转速是根据什么经验公式设定的吗?”
我通常没什么耐心回答她。在我看来,这些东西都是靠手感,靠经验,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“玄学”。跟她一个黄毛丫头,说也说不明白。
“问那么多干嘛?看多了,做多了,自然就懂了。”我总是这样打发她。
王建对她更是不屑一顾,背地里叫她“书呆子”。
后来,厂里引进了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(CNC),那是个大家伙,全电脑控制,跟我们这些老车床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。
厂里没人会用,说明书厚得像本字典,还全是英文。老师傅们都绕着它走,觉得那是个不祥之物。
“铁疙瘩就是铁疙瘩,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,能比得上人手?”这是我们普遍的想法。
就在大家对这个新来的“怪物”束手无策时,陈静主动请缨,说她想试试。
马厂长大概也是死马当活马医,就同意了。
于是,陈静就成了那个“怪物”的专属操作员。她整天泡在数控机床旁边,抱着英文字典一点点啃说明书,在电脑上敲着我们看不懂的代码。
有时候,她为了一个程序,能在车间待到半夜。我们下班了,还能看到数控机床那边亮着一盏孤灯,她瘦小的身影在巨大的机器前显得那么单薄。
我和王建都觉得她是在做无用功。
“你看那个陈静,放着好好的技术员不当,去跟一堆废铁较劲。”王建有一次对我撇嘴说。
我没做声,但心里也是认同的。
有一次,我接了个急活,一个出口的订单,零件要求特别复杂,曲面多,精度高。我用老车床试了好几次,废了好几个料,都达不到图纸的要求。
眼看交货日期就要到了,我急得满头大汗。
那天晚上,我一个人在车间加班,对着那个废掉的零件发愁。陈静走了过来,看了看图纸,又看了看我的零件。
“李师傅,”她轻声说,“这个曲面,用传统车床很难一次成型。如果用数控编程来做,可以保证精度。”
我当时正在气头上,没好气地说:“你那电脑玩意儿,靠得住吗?”
她没跟我争,只是说:“您信我一次,我帮您试试。明天早上您来,我保证给您一个合格的零件。”
我将信将疑地把图纸给了她。
第二天我到车间时,一个完美的零件已经放在我的工作台上了。我用卡尺一量,所有数据都精准得可怕。
我拿着零件,走到数控机床前。陈静正靠在椅子上打盹,眼圈发黑,显然是一夜没睡。
我心里五味杂陈,想说声谢谢,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只是把零件放在她面前,闷声说了一句:“还行。”
她醒过来,看到零件,露出了一个疲惫的笑容:“能帮上您就好。”
这件事,我没跟任何人说起。它像一根小小的刺,扎在我心里。我隐约感觉到,有什么东西,正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,悄悄地改变。
但那时的我,满心都是和王建的“后位之争”,根本无暇去深思这根刺背后的含义。
我们都以为,她只是一个在角落里默默无闻的“纯嫔”,永远也登不上权力的中心。
我们都错了。
第5章 尘埃落定
宣布任命的那天,天气格外晴朗。
马厂长把第三车间所有人都叫到了车间中央的空地上,那台崭新的数控机床就安静地立在一旁,像个沉默的见证者。
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,目光在我和王建之间来回扫视。
我紧张得手心冒汗,挺直了腰杆,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一些。我偷偷瞥了一眼王建,他也是一脸严肃,但眼神里藏不住那份志在必得的得意。
马厂长清了清嗓子,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。
“同志们,”他开口了,声音有些嘶哑,“钱主任为我们车间奉献了一辈子,现在光荣退休了。但是,车间的工作不能停,长江后浪推前浪,我们红星厂也需要新鲜的血液。”
他顿了顿,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“经过厂党委的慎重研究,综合考评各方面的情况,我们决定……”
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快要冲出胸膛。
“……任命陈静同志,为我们第三金工车间的新任主任。”
话音落下,整个车间一片死寂。
时间仿佛凝固了。我怀疑自己听错了,难以置信地看着马厂长。
王建的表情更是精彩,他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,然后变成了错愕,最后是涨成了猪肝色的愤怒和不解。
所有人的目光,都齐刷刷地投向了站在人群角落里的陈静。
那个瘦弱的、戴着眼镜的姑娘,也是一脸的茫然和不知所措。她下意识地推了推眼镜,似乎也没想到会是自己。
“为什么?”王建第一个忍不住,失声喊了出来,“凭什么是她?她一个刚来几年的黄毛丫头,她懂什么?”
马厂长的脸色沉了下来:“王建同志,注意你的言辞!这是组织的决定。”
“我不服!”王建梗着脖子,“论资历,论技术,论群众基础,哪一样她比得过我和老李?这不公平!”
“公平?”马厂长冷笑一声,他指了指旁边那台数控机床,“你们谁能让这个大家伙动起来?谁能像陈静同志一样,用它加工出精度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零件?谁能看懂国外最新的技术资料,为我们厂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?”
他环视着我们这些老师傅,一字一句地说:“同志们,时代变了!我们不能再抱着老手艺、老思想过日子了。我们红星厂要想活下去,要想不被淘汰,就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,搞技术革新!”
“陈静同志,代表的就是我们厂的未来和希望。这个决定,不是我马东海一个人的意思,是整个厂领导班子的共识。我们需要的,不是一个和稀泥的‘管家’,而是一个能带领大家往前冲的‘闯将’!”
马厂长的话,像一记记重锤,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。
我呆呆地站在那里,看着不知所措的陈静被众人簇拥着,看着王建铁青的脸,再看看周围那些老师傅们复杂的神情。
我忽然明白了。
我和王建,就像两只在斗兽场里斗红了眼的公鸡,我们拼尽全力,争得你死我活,却没发现,斗兽场外面的世界,早已天翻地覆。
我们争夺的那个“后位”,在更高层的决策者眼里,早已有了新的人选标准。
我们不是输给了彼此,我们是输给了这个时代。
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,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茫然,将我紧紧包裹。
我一辈子引以为傲的手艺,我视若生命的技术,在“未来”和“希望”这两个词面前,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
原来,我们早就出局了。
第6章 崩塌的世界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。
脑袋里“嗡嗡”作响,马厂长的话,王建不甘的咆哮,同事们异样的眼神,像走马灯一样在脑中旋转。
我推开家门,张兰正在厨房里忙活。她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,心里咯噔一下,解下围裙走过来。
“怎么了?结果出来了?”
我把沉重的身体摔在沙发上,一言不发。
张兰看我这样,什么都明白了。她倒了杯水递给我,在我身边坐下,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。
“没选上就没选上吧,多大点事。你还是厂里的技术大拿,谁敢不尊重你?”
“不是我。”我终于开口,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,“也不是王建。”
“那是谁?”张兰有些惊讶。
“陈静。那个刚来没几年的小姑娘。”
张兰愣住了,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她可能也想不通,这个结果,比我和王建任何一个人选上,都更让人意外。
“凭什么……”我把头埋在手里,肩膀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,“我干了三十年,我把这辈子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厂子,我哪点比不上她?就因为她会摆弄那个洋机器?”
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,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张兰面前如此失态。
我觉得天都塌了。
那不仅仅是一个车间主任的位子,那是我半生奋斗的目标,是我所有尊严和价值的寄托。现在,这个寄托,被一个我从未放在眼里的年轻人,轻而易举地拿走了。
这比输给王建,还要让我难受一百倍。
输给王建,是技不如人或手段不够,但我至少还在同一个赛场上。
而现在,人家直接换了赛道,换了规则,我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了。
“卫民,你别这样。”张兰心疼地搂住我的肩膀,“厂里这么决定,肯定有他们的道理。时代不一样了……”
“又是时代!”我猛地抬起头,眼睛通红地看着她,“什么都怪时代!那我们这些人呢?我们这些为厂子流血流汗的老家伙,就活该被时代淘汰吗?我们算什么?用过的抹布,说扔就扔了?”
晚饭我一口都没吃。
张兰默默地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,最后只能无奈地倒掉。
那一夜,我彻夜未眠。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,天花板上仿佛印着陈静那张年轻而茫然的脸。
我感到一种深刻的背叛。被我奉献了一生的工厂背叛了,被我信奉了一辈子的“手艺为王”的信条背叛了。
第二天去上班,我成了整个车间的焦点。
人们的眼神里,有同情,有幸灾乐祸,有惋惜。每一种目光,都像一根针,扎得我生疼。
王建也没来上班,听说他直接请了病假。
我走到我的车床前,那台冰冷的机器,第一次让我感到了陌生。我伸出手,想去抚摸它,却又缩了回来。
我突然觉得,自己和它,都成了被遗弃的古董。
第7章 新朝旧臣
陈静上任了。
没有盛大的仪式,她只是在早会上,站在了以前老主任站的那个位置。她穿着一身干净的工装,还是那副文静的样子,只是眼神里多了一丝坚定和不安。
“各位师傅,各位同事,”她开口了,声音有些微颤,但很清晰,“我知道,我资历浅,经验不足。厂里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,我心里很惶恐。”
她向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“但我会努力学习,尽快熟悉车间的各项工作。我希望,能得到各位老师傅的支持和帮助。尤其是李师傅,王师傅,你们是咱们车间的技术支柱,我有很多地方,需要向你们请教。”
她提到了我,目光诚恳地看向我。
我面无表情地站在人群里,心里冷笑一声:请教?黄鼠狼给鸡拜年。
车间里的老师傅们大多沉默着,气氛有些尴尬。
陈静并没有因此退缩。她开始推行她的“新政”。
她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要求所有人每天下班前,必须把自己的机床和周围的地面打扫干净,工具摆放整齐。这就是她从书上学来的“5S管理”。
这个规定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“搞什么名堂?我们是来干活的,不是来当清洁工的!”
“几十年的老规矩了,哪有那么多讲究!”
老师傅们怨声载道。以前大家干完活,工具随手一扔,机床上的油污也懒得擦,反正明天还要用。
我心里也不舒服,觉得这是形式主义,但我没有公开反对。我只是默默地,把我的车床擦得一尘不染,比她要求的还要干净。
这是我最后的骄傲。我不想让人觉得,我李卫民是因为没当上主任,就故意作对。
王建病假结束后回来了,整个人像蔫了的茄子。他看到陈静推行的这些新规矩,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冷笑。他不像我一样沉默,而是处处跟陈静对着干。
陈静要求记录每天的工时和废品率,王建就故意不填,或者胡乱填。
陈静开会强调安全生产,王建就在下面跟人交头接耳,怪声怪气。
有一次,陈静拿着一份报表找到王建,指出他带的钳工组废品率连续一周超标。
王建把手里的扳手往桌上重重一摔,嚷道:“陈主任,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,故意找茬?我们钳工活儿多难干,你坐办公室的知道吗?有点废品不是很正常吗?你行你来啊!”
陈静被他吼得脸一阵红一阵白,但她没有发火,只是平静地说:“王师傅,我不是找茬。我是想和您一起分析一下,看看问题出在哪里,能不能从工艺上或者流程上进行改进,降低废品率,也减轻大家的工作负担。”
王建根本不听,甩手就走了。
陈静拿着那份报表,在原地站了很久。
我看着这一切,心里很复杂。一方面,我看到王令她难堪,心里竟有一丝快意;另一方面,我又觉得王建做得有些过分,欺负一个年轻姑娘。
陈静也来找过我。她拿着一份关于老旧设备技术改造的方案,想听听我的意见。
我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,说:“我只是个工人,不懂这些大事。你现在是主任,你决定就好。”
我用冷漠,筑起了一道高墙,把她和她的“新世界”隔绝在外。
车间里,像我这样“非暴力不合作”的老师傅不在少数。我们用沉默和消极,对抗着这个我们不理解、也不想接受的新秩序。
那段时间,整个车间的效率不升反降,人心涣散。
我和王建,这两个昔日的“夺嫡”对手,成了新主任面前两座最顽固的冰山。
我们都以为,只要我们不配合,她这个“新君”就坐不稳这个位子。
我们太天真了。
第8章 一纸赐死
真正的风暴,在我们都毫无准备的时候,猛然降临。
那天下午,厂部的一纸公告,贴在了厂区最显眼的宣传栏上。红头文件,黑色的宋体字,每一个字都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冰冷。
公告的内容很简单:由于市场形势变化,企业面临巨大经营压力,为求生存和发展,集团决定对红星机械厂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。部分生产线将被关停,部分岗位将被裁撤,并推行全员竞聘上岗和提前内退政策。
公告的最后,附了一份长长的名单。
那是第一批“优化”人员的名单,也就是提前内退的名单。
我正在车床前忙碌,徒弟小张像见了鬼一样跑过来,脸都白了。
“师……师傅……”他结结巴巴地说,“您快……快去看看吧,厂门口的公告栏……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,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我擦了擦手,走出车间。一路上,遇到了很多同事,他们看我的眼神,比宣布陈静当主任那天还要复杂。
我走到宣传栏前,那里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。人们议论纷纷,声音里充满了震惊、愤怒和惶恐。
我挤进人群,抬起头,一眼就看到了那份名单。
密密麻麻的名字里,我很快就找到了我的。
“第三金工车间,李卫民。”
简简单单的几个字,像一把烧红的烙铁,狠狠地烫在我的眼睛里。
我感觉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。我不敢相信地又看了一遍,没错,就是我的名字。
我下意识地继续往下看,名单的末尾,我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。
“第三金工车间,王建。”
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,一上一下,印在同一张纸上。
我跟“婉妃”争了一辈子,斗了一辈子,到头来,我们竟然一同出现在了这张“赐死”的名单上。
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讽刺。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,踉踉跄跄地后退了两步,差点摔倒。旁边有人扶了我一把,我才站稳。
周围的议论声,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耳朵。
“怎么连李师傅都在名单上?他可是咱们厂的技术顶梁柱啊!”
“是啊,太可惜了。还有王师傅,也是一把好手。”
“听说这次裁的,都是年纪大的,工资高的,还有那些不服从新领导的……”
“嘘,小声点!”
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。我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,瞬间传遍全身。
原来,前段时间的“后位之争”,不过是一场闹剧,一场为我们这些“旧臣”准备的最后晚餐。
陈静的任命,也不是简单的提拔一个年轻人,而是这场大清洗的序幕。
她代表的新技术、新管理,是厂里要留下的。而我们这些抱着老手艺不放、思想僵化的“老古董”,就是第一批要被清理的对象。
我们和陈静的矛盾,我们对她的不配合,恰好成了我们被“优化”掉的最好理由。
马厂长那句“我们需要的不是管家,是闯将”,现在听来,是多么的意味深长。
我和王建,还在为谁能当上这个“大内总管”而斗得你死我活,却不知道,皇帝早就打算把整个后宫都拆了。
我看着那张名单,突然很想笑。笑自己的愚蠢,笑自己的天真。
我们争了一辈子,最后,竟是这样一个同归于尽的结局。
我与她,不,是我与他,一同被下旨“赐死”。
这出宫斗大戏,终于落幕了。只是这结局,比我想象的任何一种,都更加残酷。
第9章 宫墙之外
办手续那天,天阴沉沉的。
我交回了工牌、工具箱的钥匙,还有那身穿了三十年的蓝色工装。
当我把那件洗得发白、袖口已经磨破的工装叠好,放在桌上时,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
这件衣服,陪我度过了青春,见证了我的荣耀,也沾满了我的汗水和油污。现在,它和我,都成了历史。
走出厂办大楼,我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熟悉的红砖建筑。门口的梧桐树,叶子已经开始泛黄。
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,那个穿着崭新工装、满怀憧憬的年轻的我,昂首挺胸地走进这座大门。
一晃,半辈子就过去了。
从今天起,我不再是红星厂的李师傅了。我只是一个叫李卫民的,无业的,快五十岁的老头。
回到家,张兰已经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。那个我放奖状和荣誉证书的柜子,被擦得一尘不染。
她什么也没问,只是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,上面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。
“吃吧,吃了就有力气了。”她说。
我拿起筷子,却怎么也吃不下去。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掏空了的木偶,没有灵魂,没有思想。
接下来的日子,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空虚和迷茫。
每天早上,我还是会在生物钟的驱使下准时醒来,但醒来后,却不知道该干什么。
我不用再去赶那趟拥挤的公交车,不用再去听那熟悉的机器轰鸣。
我的世界,突然变得死一样寂静。
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。白天,我就在沙发上呆坐着,看着窗外发呆。或者在小区里漫无目的地闲逛,像个孤魂野鬼。
张兰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她想方设法地开导我。
“卫民,想开点。内退了也好,厂里那活儿又累又伤身体,你正好歇歇。你看你那腰,一到阴雨天就疼。”
“咱们家现在也不缺钱,我还有退休金,女儿也工作了。你就当提前享清福了。”
可我听不进去。这不是钱的事。
我感觉自己被社会抛弃了。我这一身的本事,我引以为傲的手艺,现在一文不值。我成了一个废人。
有一次,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红星厂的门口。
高高的围墙还是那样,只是大门紧闭,门口的保安换成了我不认识的年轻人。他警惕地看着我,好像我是什么危险分子。
我看到一群穿着崭新工装的年轻人,在陈静的带领下,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们有说有笑,脸上洋溢着青春和朝气。
陈静也看到了我。她愣了一下,脚步顿住了。
我没有等她开口,仓皇地转过身,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。
我怕看到她脸上同情的表情。那会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可怜。
那天晚上,女儿李月回家吃饭。她看着我颓废的样子,忍不住说:“爸,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不就是在厂里退下来了吗?多大点事。你这手艺,到哪儿找不到饭吃?现在外面私营的机械厂多的是,你这样的老师傅,人家抢着要。”
“你不懂。”我打断她,“那些小厂,能跟红星厂比吗?他们要的是快,是省钱,谁跟你讲究什么工艺,什么精度?那是糟蹋手艺!”
“爸,都什么年代了,您还抱着那套老思想。”女儿有些不耐烦,“手艺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您得适应社会,不能让社会来适应您啊。”
“我适应不了!”我冲她吼道,“我这辈子就只会干这个,也只想干这个!现在不让我干了,我还能干什么?”
女儿被我吼得眼圈一红,摔下筷子回了自己房间。
饭桌上只剩下我和张兰。张兰看着我,叹了口气:“卫民,你跟孩子发什么火。她也是为你好。”
我痛苦地捂住了脸。
我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。可他们不懂,那座工厂,对我来说,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。
那是我的信仰,我的战场,我的全部世界。
现在,我的世界,塌了。
第10章 车库里的炉火
我的颓废状态,持续了将近两个月。
张兰想尽了办法,拉我去公园散步,给我报老年大学的书法班,但我都提不起任何兴趣。
直到有一天,邻居老张家的水管爆了,水淹了半个厨房。他手忙脚乱,找了几个管道工都说要砸墙,工程大,收费也高。
老张急得团团转,跑到我家来诉苦。
我听他说完,鬼使神差地说了句:“我帮你去看看吧。”
我跟着他去了他家,看了看漏水的地方。凭着以前在厂里练就的对机械结构的理解,我很快就判断出,是一个接口的密封圈老化了。
我回家翻出工具箱,那里面落满了灰尘。我找到合适的扳手和一些备用的材料,三下五除二,就把问题解决了。不仅没砸墙,还顺手帮他把松动的阀门也紧了紧。
老张千恩万谢,非要塞给我两百块钱。
我没要。但是,当我拧紧最后一个螺丝,看着水管再也不漏水时,一种久违的满足感,突然涌上了心头。
那种感觉,和我加工出一个完美零件时的感觉,一模一样。
回家的路上,我心里那潭死水,仿佛被投进了一颗小石子,泛起了一圈圈涟漪。
张兰看出了我的变化。晚上,她对我说:“卫民,你看,你的手艺不是没用了。只是换了个地方发光发热而已。”
她的话,点醒了我。
第二天,我把家里那个堆满杂物的车库,彻底清理了出来。
我把我的那些宝贝工具,一件件擦拭干净,整齐地挂在墙上。我又从旧货市场淘来了一台小型的台式钻床和一台砂轮机。
一个简陋的“李师傅维修铺”,就算开张了。
我没挂招牌,但街坊邻居们一传十,十传百,都知道了小区里有个手艺高超的李师傅,什么东西都能修。
一开始,只是修修水管、换换锁芯。后来,业务范围越来越广。邻居家孩子的自行车链子掉了,我给修好了;王大妈家的缝纫机不跳线了,我给调试好了;甚至有人把不转的电风扇、不出声的收音机都抱了过来。
这些在别人看来要扔掉的“废品”,在我手里,经过一番敲敲打打、拆拆装装,总能奇迹般地“复活”。
我的车库,成了小区里最热闹的地方。
我不再有时间去胡思乱想,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。虽然挣不了几个钱,有时候甚至还要倒贴零件,但我心里却无比踏实。
我找回了那种被人需要、被自己的手艺所肯定的感觉。
张兰看着我每天一身油污,但精神头十足的样子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“看你现在,比当车间主任还带劲。”她打趣我。
我嘿嘿一笑,用油乎乎的手擦了擦鼻子。
是啊,我没有当上“主任”,没有坐上那个“后位”。但我在这里,在这个小小的车库里,我就是我自己的“皇帝”。
我不需要向谁汇报,不需要看谁的脸色。我只需要对我自己的手艺负责,对每一个信任我的邻居负责。
这方小小的天地,成了我的新“宫殿”。虽然简陋,却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尊严。
我开始明白,真正的价值,不在于你坐在什么位置上,而在于你的双手,还能创造出什么。
第11章 酒杯里的恩仇
那天傍晚,我正在车库里修理一台老式的录音机,一个人影在门口探头探脑。
我抬起头,逆着光,看不清是谁。
“谁啊?有事就进来。”我喊了一声。
那人犹豫了一下,走了进来。当他走到灯光下时,我愣住了。
是王建。
他比在厂里时憔悴了许多,头发白了不少,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夹克,神情有些局促。
我们俩就这么对视着,谁也没说话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气氛。
还是我先打破了沉默:“有东西要修?”
他摇了摇头,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酒和一包花生米,放在我的工作台上。
“路过,看你这儿亮着灯,就过来看看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我放下手里的活儿,擦了擦手,找了两个搪瓷杯子。
“坐吧。”
我们俩就在堆满零件和工具的车库里,坐了下来。我给他倒上酒,也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“听说你现在在开出租?”我问。
他点了点头,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,被呛得咳嗽起来。
“没办法,总得吃饭。”他苦笑着说,“开了半辈子车床,没想到老了老了,来开汽车了。这方向盘,可比那车床的摇把难伺候多了。”
我们俩碰了一下杯,又是一阵沉默。
“你……还恨我吗?”他突然问,眼睛看着手里的杯子。
我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:“恨你什么?恨你抢了我的风头,还是恨你比我更会送礼?”
他脸上一红,尴尬地说:“老李,以前是我不对。我那人,心眼小,就爱争个高低。现在想起来,真他娘的没意思。”
“是没意思。”我喝了口酒,一股辛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,“咱俩斗了一辈子,跟乌眼鸡似的,结果呢?人家一纸公文,咱俩都成了滚蛋的货。你说可笑不可笑?”
王建也笑了,笑声里带着一丝悲凉。
“可笑,太可笑了。”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,“我以前总觉得,只要我当上主任,就能把你死死地压下去。我做梦都想看你给我低头的样子。结果呢,我还没来得g瑟,就跟你一块儿被‘赐死’了。”
他用了“赐死”这个词,我俩对视一眼,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荒诞的默契。
“那天名单下来,我回家把自己关了两天。我想不通,我到底输在哪儿了?”王建说,“后来我才明白,咱们不是输给了陈静,也不是输给了谁。咱们是老了,跟不上趟了。”
我默默地给他又倒上一杯酒。
“前两天,我拉了个活儿,去咱们厂。我没进去,就在门口停了会儿。”他看着我,眼睛里有种复杂的情绪,“我看见陈静了,她带着一帮小年轻,在调试那台新机器。那帮孩子,看她的眼神,就跟你那帮徒弟看你的眼神一样,全是崇拜。”
“那一刻,我突然就服了。”他长长地叹了셔气,“咱们的时代,是真的过去了。”
我没说话,只是端起酒杯,跟他碰了一下。
清脆的撞击声,在小小的车库里回响。
那一刻,我和他之间斗了半辈子的恩恩怨怨,仿佛都融化在了这杯酒里。
我们不再是“李师傅”和“王师傅”,也不是争夺“后位”的对手。我们只是两个被时代浪潮拍在沙滩上的老人,两个“旧宫墙”里的失意者,坐在一起,舔舐着各自的伤口。
没有了那座“宫殿”,我们之间的争斗,也失去了所有的意义。
剩下的,只有对逝去岁月的共同追忆,和对现实的无奈与和解。
第12章 新君的请托
王建走后没几天,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人,来到了我的车库。
是陈静。
她还是那副文静的样子,只是褪去了学生般的青涩,多了一份职业女性的干练。她手里提着一个果篮,站在门口,有些局促不安。
“李师傅。”她轻声叫我。
我正在给一个旧台灯换线,头也没抬:“陈主任大驾光临,有何贵干?”我的语气里,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远。
“李师傅,您别这么叫我,叫我小陈就行。”她把果篮放在一张干净的凳子上,“我……我是来……道歉的。”
我停下了手里的活儿,抬起头看着她。
“道歉?你道什么歉?把我跟王建弄下岗,是你道个歉就能挽回的?”我冷冷地说。
她的脸白了一下,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又咽了回去。
“李师傅,我知道,您和王师傅的事,对你们伤害很大。我心里,一直很过意不去。”她低着头,声音很轻,“但是,那不是我的意思。是集团的决定,是整个厂子改革的需要。如果当时不这么做,可能整个红星厂,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。”
她抬起头,眼睛里满是真诚:“我接手的时候,厂里的亏损已经非常严重,订单也越来越少。老设备能耗高,精度差,根本没有市场竞争力。不改革,就是死路一条。”
我沉默了。这些大道理,我不是不懂。只是感情上,无法接受。
“所以,我们这些老家伙,就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,是吗?”我问。
“不是的!”她急忙说,“你们的经验和手艺,是厂里最宝贵的财富。只是……只是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,把这些财富传承下去。”
她从随身的包里,拿出一份文件,递给我。
“李师傅,这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。”
我接过来,是一份聘书。
“红星机械厂技术顾问聘书。聘请李卫民同志,担任我厂青年技工培训班特聘讲师。”
我看着那份聘书,愣住了。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可怜我?”
“不是!”陈静的语气很坚定,“我是真心实意的,想请您回来。”
她指着我的车库:“我听说了,您在这里修好了街坊邻居无数的东西。您的手艺,不应该只用来修修补补。厂里现在进了一批新设备,也招了一批新工人。这些年轻人有学历,懂电脑,但他们缺的,恰恰是您这样的老师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——对材料的感觉,对工艺的理解,还有那份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。”
“机器是死的,程序也是死的。但活儿是活的。很多时候,一个微小的调整,一个凭经验的判断,就能解决大问题。这些,是电脑教不了他们的。”
“所以,我想请您回来,不用坐班,不用打卡。每周来厂里上两堂课,把您的‘绝活’,教给那些孩子们。让红星厂的这门手艺,能够真正地传下去。”
她看着我,目光灼灼:“李师傅,厂子需要您。那些年轻人,也需要您。”
我捏着那份薄薄的聘书,感觉它有千斤重。
“顾问”、“讲师”,这些陌生的词汇,和我斗了一辈子的“主任”完全不同。
它没有权力,没有地位,却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。
我的心,剧烈地跳动起来。
第 13章 我的“ throne ”
我最终还是接受了陈静的聘请。
张兰知道后,比我还高兴。她特意把我那件压在箱底的、最好的中山装翻了出来,熨烫得平平整整。
“去给孩子们上课,得穿得精神点。”她说。
当我再次踏进红星厂的大门时,心情和上一次截然不同。
保安还是那个年轻人,但他看到我,立刻笑着打招呼:“李师傅好!”
我走进既熟悉又陌生的第三车间。机器的轰鸣声依旧,但节奏更快,更有力。那台巨大的数控机床旁边,又多了几台更新的设备。
一群穿着崭新工装的年轻人,正围着一台机器讨论着什么。他们看到我,在陈静的示意下,齐刷刷地站成一排,冲我鞠了一躬。
“李老师好!”
那一声“李老师”,叫得我眼眶一热。
我不再是那个争夺“后位”失败的“废妃”,也不是那个被“赐死”的旧臣。
我是一个传授手艺的师父,一个被需要的“老师”。
我的第一堂课,没有讲理论,也没有讲图纸。
我从废料堆里,捡起一块最普通的45号钢,走到一台老式车床前。那不是我用了半辈子的那台,但结构大同小异。
我启动机器,只用了几分钟,就把它车成了一个光滑的圆球。
然后,我关掉机器,拿出锉刀,用手,一点一点地,把那个钢球,锉成了一个完美的正方体。
整个过程,我没有用任何测量工具。全凭手感和眼力。
当我把那个闪着金属光泽的正方体放在工作台上时,所有的年轻人都惊呆了。他们围上来,用手去摸,用眼睛去看,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。
“同学们,”我开口了,声音沉稳而有力,“机器能做到的,是精准。但人手能做到的,是灵魂。你们要学的,不仅是操作机器,更是要懂得和材料对话,和你的工件做朋友。什么时候该快,什么时候该慢,什么时候该用力,什么时候该温柔,这,就是手艺。”
我看到了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,那是我当年在师父眼中看到过的,对技艺最纯粹的渴望和敬畏。
从那以后,每周我都会去厂里上课。我教他们如何听声辨器,如何磨一把好刀,如何应对各种突发的加工难题。
有时候,王建也会开着他的出租车,停在厂门口。他不会进来,只是摇下车窗,远远地看着,然后默默地离开。有一次,他托人给我捎来一句话:“老李,你现在这样,真他娘的帅。”
我和陈静的交流也多了起来。我们不再是上下级,更像是忘年交。她会向我请教工艺上的难题,我也会向她请教那些新设备上的电脑知识。
我们一起,把厂里的废品率,降到了历史最低。
我的车库维修铺,没有关。那是我接触“凡尘俗世”的地方,是我快乐的源泉。
我的生活,被分成了两半。一半在车库里,服务于街坊邻里的人间烟火;一半在工厂里,传承着一个老匠人的毕生所学。
我没有得到那个梦寐以求的“后位”。
但现在,我站在讲台前,看着下面一双双求知的眼睛;我坐在车库里,看着邻居们拿到修好的东西时感激的笑脸。
我才真正明白,我的“ throne ”,不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。
它在徒弟们崇敬的目光里,在邻里们真诚的感谢里,在我这双还能干活、还能创造价值的手里。
那场惊心动魄、头破血流的“宫斗”,早已烟消云散。
我和“婉妃”争了一辈子,最后,我们都失去了那座“宫墙”。
但也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在宫墙之外,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,和更真实的自己。
我的人生,换了一种方式,加冕为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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