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股消毒水味儿，像无形的针，扎进我鼻腔里。

周一的早晨，门诊大厅的喧嚣隔着墙，闷闷地传来，像潮水拍打着堤岸。

我，江枫，市一院生殖中心的主治医生，刚送走一对喜极而泣的小夫妻。

他们备孕三年，在我这儿调理了半年，今天B超单上终于出现那个小小的孕囊。

女方哭得妆都花了，抓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道谢，男方在一旁咧着嘴傻笑，一个劲儿地鞠躬。

我笑着说“恭喜”，心里却有点空。

像个手艺精湛的送子观音，把孩子送到别人家里，自己的生活却清汤寡水。

手机在白大褂口袋里震了一下，是主任张建国发来的微信。

“江枫，速来我办公室。”

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，典型的张主任风格，急、短、不容置疑。

我预感没什么好事。

张主任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门虚掩着。

一股浓郁的龙井茶香混合着陈旧书卷的气味扑面而来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雪茄味，那是他藏在柜子里的“私货”。

“主任，您找我。”

张主任没抬头，指了指对面的沙发。

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，五十岁上下，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，手腕上那块百达翡丽在灯光下闪着沉稳的光。

他浑身透着一股久居上位的气场，但此刻，眉头紧锁，指间夹着一根已经熄灭的雪茄，显然心事重重。

“江枫，这位是林先生。”张主任放下手里的报告，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。

林先生朝我点了点头，眼神里带着审视和一丝……恳求。

“江枫是我们中心最优秀的年轻医生，尤其擅长处理疑难杂症。”张主任的话像是铺垫，也像是在给我戴高帽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

“林先生的女儿，情况比较特殊。”张主任顿了顿，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。

“非常特殊。”林先生接过了话头，声音沙哑，“江医生，我的女儿们，是一对连体婴。”

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。

连体婴？

我们是生殖中心，不是外科。

“她们是dicephalic parapagus，双头连体。”林先生说得异常平静，显然这个词他已经说过无数遍。

我的医学知识立刻在脑中构建出模型：两个头，两个独立的大脑和人格，但共享一个躯干，以及胸腔、腹腔内的大部分器官。

“她们今年22岁了，身体一直很健康。”林先生的语速开始变快，带着一丝急切，“现在，她们想……想要一个孩子。”

我愣住了，像个木雕。

什么？

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
“林先生，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希望江医生能帮助她们，让她们怀孕。”林先生直视着我，一字一句，掷地有声。

我被他这种石破天惊的逻辑气得直想笑。

“林先生，张主任，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足够专业和冷静，“这在医学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首先，伦理委员会就不可能通过。”

“其次，她们共享一套生殖系统，怀孕对她们的身体负荷是双倍的，甚至更多。心、肺、肝、肾……任何一个环节出错，都是致命的。”

“更不用说，孩子的归属问题，法律上怎么界定？父亲是谁？母亲……是哪一个？”

我一连串的问题砸过去，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
张主任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，他不停地用眼神示意我闭嘴。

但我不能。

这是我的职业底线。

“钱不是问题。”林先生终于开口，打破了尴尬，“江医生，我知道这很难。但为人父母，总想给孩子最好的。我这辈子，最亏欠的就是她们。”

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巨大的悲伤和无力。

“我只想让她们的人生，能更‘完整’一些。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。”

完整？

用一个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孩子，去填补所谓的“完整”？

我无言以对。

张主任清了清嗓子，“江枫，先别急着下结论。你先去见见病人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。就当……就当是一次特殊的会诊。”

他的话说是会诊，其实就是命令。

我心里憋着一股火，但看着林先生花白的鬓角，拒绝的话卡在喉咙里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活该。

谁让我心软。

VIP病房在顶楼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出风声。

推开门，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飘来。

房间很大，布置得像个温馨的家。靠窗的位置，两个女孩儿并肩坐在一张特制的宽大沙发上。

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她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左边的女孩，叫林晚，留着齐肩的短发，气质文静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眼神沉静如水。

右边的女孩，叫林晴，扎着一个活泼的马尾，正戴着耳机看平板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眉眼弯弯。

她们穿着一样的宽松T恤，除了面容和发型，就像是镜子的两面。

看到我进来，林晴摘下耳机，冲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“你就是江医生吧？比照片上还帅！”

她的声音像夏天加了冰的可乐，清脆爽朗。

林晚则只是合上书，对我礼貌性地笑了一下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疏离和探究。

我一瞬间有些恍惚。

她们是如此不同的两个灵魂，却被禁锢在同一个身体里。

“你们好，我是江枫。”我拉过一张椅子，在她们对面坐下。

气氛有一点点尴尬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启这个话题。

“江医生，我爸都跟你说了吧？”还是林晴先开的口，她显得毫不避讳，“我们想要个宝宝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目光下意识地扫过她们平坦的小腹。

“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。”林晴耸了耸肩，“我们查了很多资料，也问过国外的医生，他们都说不行。”

“但我不信。”她扬起下巴，眼神里闪着倔强的光，“凭什么别人可以，我们就不行？我们也是人，我们也有做母亲的权利。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有力。

旁边的林晚轻轻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，只是伸手，握住了林晴的手。

一个坚定如火，一个温柔如水。

“我需要先了解你们的身体状况。”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病历本，强迫自己进入工作状态。

“我们每年都做最全面的体检，报告我爸应该都给你了。”林-晚开口了，她的声音很轻，很柔，“江医生，我知道我们的要求很过分。”

“这不是过分。”我打断她，“这是……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，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林晚看着我，眼神清澈，“所以，如果风险太大，我们会放弃。”

我有些意外。

我以为她们会像林先生一样，不顾一切。

“我姐就是想太多！”林晴不满地撅起嘴，“什么风险不风险的，生孩子谁没风险？我们只是想试试！”

“小晴！”林晚的语气重了一点，“这不是买彩票。”

“可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！”林晴也提高了声音。

我看着她们，一个急，一个慢，一个像火，一个像冰，在同一个身体里争执。

这画面充满了强烈的冲突感和一种说不出的心酸。

我忽然明白了林先生那句“亏欠”的含义。

她们的人生，从一开始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。

“我会认真研究你们的病例报告。”我合上本子，站起身，“在有明确的评估结果之前，我不会做任何承诺。”

“谢谢你，江医生。”林晚说。

“切，真没劲。”林晴小声嘀咕。

走出病房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感觉比做了十台手术还累。

回到办公室，张主任已经走了，办公桌上留着厚厚一沓文件袋。

是林晚和林晴过去二十年的所有体检报告。

我泡了一杯浓咖啡，坐在桌前，一页一页地翻看。

从B超到MRI，从心电图到各项生化指标，数据详尽到令人发指。

她们的身体，就像一部被精密维护的仪器。

心脏比正常人稍大，以支持两个大脑的供血。脊柱的连接处有轻微的侧弯。但除此之外，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。

理论上，她们的身体具备怀孕的条件。

但理论和现实，隔着万丈深渊。

我打开电脑，开始在各大医学数据库里搜索相关的文献。

关键词：Conjoined Twins, Pregnancy, Dicephalic Parapagus。

结果寥寥无几。

历史上只有极少数连体婴成功分娩的案例，但她们的身体结构都比林晚和林晴要简单得多。

像她们这种情况，全球范围内，一例成功先例都没有。

我就是那个要踩着地雷过河的人。

一连几天，我都泡在办公室里，像个考研的学生。

桌上堆满了打印出来的文献，墙上贴满了她们的身体结构图，我用不同颜色的笔在上面标注出各个风险点。

同事路过，都开玩笑说我这是要发大论文了。

我只是苦笑。

这哪里是论文，这是三条人命。

周末，我被张主任一个电话叫回了医院。

“江枫，伦理委员会那边，我帮你约了下周三的会。你准备一下材料。”

我愣了，“主任，我还没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没准备好。”张主任打断我，“但林先生那边等不及了。你先把你的初步评估和方案拿出来，让他们有个底。”

“这是赶鸭子上架。”我心里恨不得给他一脚。

“你以为我想？”张主任的声音里透着疲惫，“江枫，这事儿现在不是我们一个科室的事了，是整个医院的事。林先生的能量，比你想象的要大。”

“他承诺，如果项目成功，会给我们医院捐赠一栋全新的生殖医学大楼。”

我气笑了。

“所以，这是拿她们的命，去换一栋楼？”

“江枫！注意你的态度！”张主任的音量陡然拔高，“这是她们自己的意愿！我们是医生，病人的诉求在合理范围内，我们就要尽力满足！”

“这合理吗？！”我忍不住反问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
良久，张主任叹了口气，“你尽力去做。成与不成，我们都尽到了责任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感觉一阵无力。

我被他这种斗争逻辑气得直想笑。

周三下午，伦理委员会的会议室。

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。

长条桌旁坐着一圈人，有院领导，有各科室的主任，还有外聘的法律专家和社会学家。

我站在投影幕布前，感觉自己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。

我花了四十分钟，从医学可行性、风险评估、技术方案、伦理困境等几个方面，阐述了我的初步构想。

我说得很克制，很客观，只陈述事实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。

我说完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

半晌，一个头发花白的法律专家推了推眼镜，“江医生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如果孩子出生，法律上，谁是母亲？”

来了。

最核心的问题。

“从生物学上说，卵子由她们共享的卵巢提供，子宫也是共享的。所以，她们共同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。”

“那监护权呢？如果她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产生分歧，谁说了算？”

“这……”我卡住了。

“还有，如果选择体外受精，精子的提供方，也就是孩子的父亲，他将来面对的，是一个家庭，还是两个？”

一个个问题，像炮弹一样砸过来。

我感觉自己的额头在冒汗。

这些问题，我思考过，但没有答案。

“医学上的风险，你评估是极高。江医生，我们凭什么要用三条人命，去赌一个所谓的‘生育权’？”说话的是心外科的李主任，向来以严谨著称。

“我同意李主任的看法。”

“风险太大了，我们医院承担不起。”

反对的声音开始此起彼伏。

张主任坐在角落里，一言不发，脸色铁青。

我知道，这事儿要黄。

意料之中，却还是有点不甘心。

会议结束，结果是“暂缓讨论，需补充更详尽的风险规避方案和伦理预案”。

说白了，就是委婉的拒绝。

我走出会议室，感觉浑身都被抽干了力气。

张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行了，你也尽力了。这事儿就到这儿吧，我去跟林先生解释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

回到家，我把自己扔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

也好，这颗烫手的山芋，总算是甩掉了。

我应该感到轻松，但心里却堵得慌。

我想起林晴那双亮晶晶的、充满期盼的眼睛。

想起林晚那句“如果风险太大，我们会放弃”的懂事。

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

我划开接听，是林晚。

“江医生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
“结果……我们都知道了。”

“嗯。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。

“我妹妹……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不吃不喝，谁也不理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江医生，”林晚打断我，她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，“我以前觉得，她想要孩子，只是小孩子脾气，是异想天开。”

“但我现在知道了，那是她的命。”

“她觉得，只有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才不算白来这世上一趟。我们才和别人，是一样的。”

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。

“江医生，求求你，你再想想办法。”

“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”我的声音很干涩。

“我知道。”林晚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

“江医生，如果……如果需要一个人承担主要的风险，那就让我来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心里一惊。

“如果怀孕会加重心脏负担，那就把主要的血流循环偏向我这边。如果需要切除部分器官来保证胎儿空间，那就切我的。只要能让小晴的愿望实现，我怎么样都行。”

我彻底破防了。

我见过太多为了孩子不顾一切的母亲，却第一次见到，为了成全姐妹的梦想，而甘愿牺牲自己的“另一半”。

“你别胡思乱想！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，“这不是做买卖！不是谁牺牲多一点，成功率就高一点！”

电话那头，是长久的沉默，和压抑的啜泣声。

那一刻，我做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决定。

“你等我消息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直接拨给了张主任。

“主任，伦-理委员会那边，我要申请复议。”

“江枫你疯了？！”张主任的声音听起来像要吃人。

“我没疯。”我的声音异常平静，“我找到了解决伦理困境的钥匙。”

“什么钥匙？”

“是林晚。”

她不是为了自己，她是为了她妹妹的那个梦，愿意赌上一切。

第二天，我重新整理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补充报告。

报告的核心，不再是冰冷的技术和风险概率。

而是一个全新的角度：“代理孕母”的内部实现。

我提出，虽然她们共享一个身体，但在法律和伦理层面，我们可以将林晴视为“委托母亲”，而林晚，则是自愿承担怀孕风险的“代理母亲”。

这个概念很大胆，甚至有些离经叛道。

但它巧妙地绕开了“两个母亲”的法律难题，将复杂的伦理问题，转化为一个相对清晰的权责关系。

我还附上了一份由林晚亲笔签署并经过律师公证的声明。

声明里，她自愿承担怀孕期间绝大部分的生理风险，并承诺在孩子出生后，将主要监护权赋予林晴。

当然，这只是法律层面上的切割。在现实中，她们永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
但这份报告，给了伦理委员会一个可以“操作”的台阶。

我还拉来了一个帮手——我们医院心理科的陈教授。

陈教授在国内是权威，他从人道主义和心理需求的角度，为这个项目做了强有力的背书。

他指出，对于林晚和林晴这样特殊的个体，生育需求不仅仅是生理本能，更是一种寻求社会认同、实现自我价值的深层心理渴望。

剥夺这种渴望，本身就是一种不人道。

周五，第二次伦理委员会紧急召开。

这一次，气氛明显不同了。

我的报告和陈教授的分析，让原本坚决反对的几位专家，态度开始松动。

争论依然激烈，但不再是一边倒的否决。

最终，经过长达三个小时的讨论和投票。

项目，有条件通过。

条件是：必须组建一个包括心外、肾内、产科、新生儿科等所有相关科室的顶级专家团队，全程监控。一旦出现任何不可控的风险，必须立刻终止妊娠。

拿到结果的那一刻，我手心全是汗。

我赢了第一场战役，却发现身后是万丈悬崖。

我把消息告诉了林晚。

电话那头，传来了林晴惊喜的尖叫，和林晚如释重负的哭声。

“江医生，谢谢你。”林晚哽咽着说。

“别谢我。”我说，“这只是第一步，后面的路，更难走。”

“我们不怕。”她说。
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医院顶楼的VIP病区，成了全院最受关注的地方。

一个由十几位顶级专家组成的“护航团队”正式成立，我担任总负责人。

我们为林晚和林晴制定了周密到变态的备孕方案。

第一步，是身体调理。

营养师每天为她们定制三餐，精确到每一克蛋白质和维生素。

康复师带着她们做一些特制的、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负担的运动。

我每天雷打不动地去查房两次，监测她们的各项生理指标。

她们很配合，尤其是林晴，像个打了鸡血的战士，让她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“江医生，你看我，是不是壮得像头牛？”她总喜欢拍着自己的胳膊跟我开玩笑。

林晚则安静得多，她总是默默地配合着一切，眼神里多了一丝以前没有的坚定。

她们之间的争吵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言的默契。

有时候我去看她们，林晴在看育儿视频，笑得像朵花，林晚就在旁边安静地看书，嘴角也挂着淡淡的笑意。

那种氛围，很温暖。

但也让我压力更大。

我总是在夜里惊醒，梦见各种可怕的并发症。

我开始失眠，大把大把地掉头发。

那天查房，林晴忽然盯着我的头顶，“江医生，你是不是该用点霸王防脱了？”

我一愣，尴尬地摸了摸日渐稀疏的头发。

“我姐说，你为了我们的事，都快愁成地中海了。”林晴笑嘻嘻地说，“要不，等宝宝出生了，认你当干爹吧？”

“小晴！”林晚嗔怪地瞪了她一眼。

我心里一暖，嘴上却说：“我可不敢，你们林家的门槛太高了。”

玩笑归玩笑，我知道，我和她们之间，已经建立起一种超越医患关系的信任。

身体调理了一个月，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最佳状态。

我们决定，开始促排卵。

这是试管婴儿流程中最关键的一步。

由于她们的卵巢是共享的，促排卵药物的剂量必须控制得极其精准。

多一分，可能引起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，危及生命。

少一分，又可能取不到足够数量的优质卵子。

我和团队的专家们，对着她们的激素水平报告，反复推演了十几种方案。

最终，我们决定采用一种“微刺激”方案，用最小剂量的药物，温和地诱导卵泡生长。

打针的那天，林晴显得特别兴奋。

“江医生，你说，我们能生个双胞胎吗？一下子儿女双全！”

我被她天马行空的想法逗笑了，“你先别想那么远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”

针是林晚自己打的。

我教过她如何注射。

她拿着针管，动作熟练地在她们的腹部消毒，然后轻轻地将针头刺入皮肤。

整个过程，林晴都紧紧抓着她的手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“疼疼疼”。

林晚白了她一眼，“我还没推药呢。”

“我这是心理作用！”林晴理直气壮。

我站在一旁，看着她们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促排的过程，比预想的要顺利。

B超显示，她们的卵巢里，有十几个大小均匀的卵泡在茁壮成长。

取卵手术定在两周后。

手术前夜，林先生又来了。

他看起来比上次更憔悴，眼里的红血丝很重。

他把我叫到走廊上，塞给我一张银行卡。

“江医生，这里面是一千万。不成敬意。”

我把卡推了回去。

“林先生，这不是钱的事。”

“我懂，我懂。”他搓着手，一脸焦虑，“我就是……心慌。江医生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她们……不会有事吧？”

我看着这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，此刻像个无助的孩子。

“我会尽我所能。”我只能这么说。

任何医生，都无法给出100%的保证。

取卵手术在全麻下进行。

手术室里，气氛紧张到极点。

麻醉师、B超师、还有我，三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我手持穿刺针，眼睛死死盯着B超屏幕，小心翼翼地将针尖探入卵泡，吸取卵泡液。

每一个动作，都像在拆除一颗炸弹。

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，浸湿了口罩。

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

最终，我们成功取出了12颗卵子。

当最后一颗卵子被放入培养皿时，整个手术室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
我走出手术室，腿都是软的。

接下来，是实验室的工作。

胚胎学家会在显微镜下，将这12颗卵子与事先准备好的精子结合。

关于精子的来源，林家内部有过巨大的分歧。

林先生最初希望用“最优秀”的基因，甚至想在全球范围内筛选。

但被林晴一口回绝了。

她说，“我的孩子，为什么要用一个陌生人的基因？”

最终，她们选择了一个她们信得过的人。

是她们的青梅竹马，一个在国外读艺术史的男孩。

男孩很善良，也很有担当。他专程飞回来，完成了捐献，并签署了放弃一切权利的法律文件。

他说，“我只是想帮她们完成一个梦想。”

三天后，胚胎报告出来了。

12颗卵子，成功受精10颗，最终形成了6枚优质胚胎。

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。

我拿着报告去找她们。

林晚和林晴刚从麻醉中完全清醒过来，脸色还有些苍白。

“我们成功了。”我把报告递给她们。

林晴一把抢过去，看着上面的数字，眼睛瞬间就红了。

“六个……我们有六个宝宝了！”她激动得语无伦次。

林晚也看着报告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不停地往下掉。

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紧紧地抱住了林晴。

或者说，她们紧紧地抱住了彼此。

那一刻，病房里充满了喜悦。

但我的心，却依然悬着。

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二步。

真正的考验，是胚胎移植，和之后的十月怀胎。

按照计划，我们只移植一枚胚胎。

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。

移植手术很简单，几分钟就完成了。

我用一根柔软的导管，将那枚承载着所有人希望的小小胚胎，轻轻地送入了她们的子宫。

接下来的14天，是漫长而煎熬的等待。

林晴变得异常紧张，每天拿着验孕棒，望眼欲穿。

“江医生，你说，它会在里面好好长大吗？”

“江医生，我今天感觉小腹有点坠坠的，是不是着床了？”

“江医生，我昨天晚上梦到我生了个大胖小子！”

我被她问得哭笑不得，只能一遍遍地安抚她。

林晚则相对冷静，但她紧握的拳头，还是暴露了她的紧张。

第12天，林晴实在等不及了，偷偷验了一次。

当那条浅浅的粉色印记出现时，她尖叫了起来。

整个楼层都听到了她的声音。

我赶到病房时，她正抱着林晚又哭又笑。

林晚的脸上，也挂着泪痕，但嘴角是上扬的。

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给她们抽了血，送去检验HCG值。

下午，报告出来了。

HCG：128。

官方确认，怀孕了。

那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压力，都烟消云散了。

我们成功了。

我们真的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。

林先生得到消息后，在电话里泣不成声，一个劲儿地说“谢谢”。

张主任也给我打来电话，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兴奋，“江枫，好样的！你小子，真给我们医院长脸！”

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。

但这份喜悦，并没有持续太久。

怀孕第五周，常规B超检查。

我在屏幕上，看到了那个小小的孕囊。

但同时，我也看到了另一个。

两个孕囊。

双胞胎。

我当时就懵了。

我们明明只移植了一枚胚胎。

唯一的解释是，这枚胚胎在进入子宫后，发生了分裂，形成了同卵双胞胎。

这种概率，不到百分之一。

而它，就这么不偏不倚地，发生在了风险最高的母体身上。

我拿着B超单，手都在抖。

一个胎儿，对她们的身体来说，已经是极限。

两个，等于直接把风险乘以了二，甚至更高。

我该怎么跟她们说？

我走进病房，林晴正兴高采烈地在网上看婴儿床。

“江医生，你看这个小床好不好看？实木的，环保！”

我没说话，只是把B超单递给了她。

林晴看了一眼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

“两个……？”

林晚也凑过来看，她的脸色，一下子变得惨白。

病房里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这……这是好事啊！”半晌，林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买一送一，我们赚了！”

但她的声音，在发抖。

“江医生，”林晚抬头看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，“我们……能撑得住吗？”

我无法回答。

我只能说：“我们需要做减胎手术。”

“什么？”林晴尖叫起来，“不行！绝对不行！他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我一个都不能少！”

“小晴！”我加重了语气，“这不是在菜市场买东西！两个胎儿，你们的子-宫和心肺系统根本承受不住！到最后，可能一个都保不住，连你们自己都会有危险！”

我的话像一盆冰水，浇熄了她所有的火焰。

她呆呆地坐在那里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会这样……”

林晚抱着她，轻轻地拍着她的背，自己的眼圈也红了。

“江医生，减胎手术，有风险吗？”林晚问。

“有。”我艰难地说，“任何宫腔操作，都有可能引起感染或者流产，导致另一个胎儿也保不住。”

林晴哭得更凶了。

手心手背都是肉。

放弃哪一个，都是剜心的痛。

更何况，还有可能两个都失去。

这个选择题，太残忍了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林晴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是孤注一掷的疯狂，“我不减！就算是死，我也要试一试！我要把他们都生下来！”

“你疯了！”我被她的固执气得脑子都要炸了。

“我没疯！”她冲我吼道，“这是我的孩子！我的命！我说了算！”

“小晴，你冷静点！”林晚紧紧地抱着她，几乎是在哀求。

那天，我们不欢而散。

我把情况报告给了专家组。

所有人的意见都高度一致：必须减胎。

张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。

“江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只移植一个吗？”

“主任，这是单胚胎分裂，是小概率事件，我……”

“我不管你什么概率！”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“现在出了事，怎么办？病人不同意减胎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！”

“我再去劝劝她。”

“劝？她要是听劝，还叫林晴吗？”张主任烦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步，“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医院就成了全国的笑话！拿产妇的命开玩笑！”

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。

是林先生。

他显然也知道了情况，脸色灰败，像是瞬间老了十岁。

“江医生，张主任，”他声音沙哑，“小晴她……把自己关起来了。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”

“林先生，这件事，必须由她自己做决定。”我说，“我们只能提供医学建议，不能强迫她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林先生痛苦地闭上眼睛，“可是，她是在拿命赌啊！”

“我去跟她说。”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。

是林晚。

她不知什么时候，也来到了办公室门口。

她的脸色很平静，平静得有些可怕。

“我去跟她说。”她又重复了一遍。

她回到病房，把自己和林晴一起，关在了里面。

没有人知道她们在里面谈了什么。

我只知道，两个小时后，林晚给我打了电话。

“江医生，我们决定了。”

“减胎。”

她的声音，疲惫，但异常清晰。

减胎手术安排在三天后。

那三天，林晴一句话都没说，像个没有灵魂的娃娃。

她不哭，也不闹，只是睁着眼睛，空洞地望着天花板。

我每次去查房，都感觉心被针扎一样地疼。

手术那天，推进手术室的时候，她突然抓住了我的手。

“江医生，”她看着我，眼睛里没有一丝光亮，“你告诉我，留下的那个，会健康吗？”

“会。”我握紧她的手，“我向你保证。”

手术过程很顺利。

我亲手，终止了其中一个胎儿的心跳。

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不是医生，而是刽子手。

手术后，林晴大病了一场，高烧不退。

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

林晚寸步不离地守着她，喂她喝水，给她擦身，像照顾一个婴儿。

我看着她们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。

或许，从一开始，林晚就知道，这条路有多难。

她之所以同意，不是为了成全林晴，而是为了陪着她，走过这段最黑暗的路。

因为她知道，如果没有她，林晴一个人，撑不下去。

身体的创伤，在慢慢愈合。

但心里的伤口，却一直在流血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林晴都无法走出失去一个孩子的阴影。

她变得沉默寡言，不再笑了。

直到怀孕第16周，那一天，我带着便携式的胎心仪去查房。

我将探头放在她们的腹部。

很快，一阵强劲有力的、“砰、砰、砰”的声音，通过扩音器，回响在整个病房。

像一列小火车。

林晴的身体猛地一震。

她空洞的眼睛里，渐渐地，有了一丝光亮。

她伸出手，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感受着那个小生命的存在。

眼泪，无声地滑落。

但这一次，不是悲伤。

是感动，是希望。

从那天起，林晴像是活了过来。

她开始主动吃饭，配合检查，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。

她会每天趴在肚子上，给宝宝讲故事，唱歌。

林晚就在一旁，温柔地看着她。

孕期进入了中段，相对平稳了一些。

但新的问题，又接踵而至。

随着胎儿的长大，子宫被撑大，开始压迫周围的器官。

她们的身体负荷，越来越重。

林晚开始出现严重的孕期反应。

呕吐，水肿，呼吸困难。

她的那半边身体，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负担。

她的腿肿得像馒头，晚上根本无法平躺，只能坐着睡觉。

我看着她日渐憔悴的脸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“要不，我们还是剖了吧。”我跟她商量，“现在胎儿已经28周了，虽然是早产，但存活率很高。”

林晚摇了摇头。

“再等等。”她说，“我想让他，在妈妈肚子里，多待一天是一天。”

她的坚持，让我动容，也让我心疼。

为了缓解她的症状，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。

但效果都微乎其微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值夜班，去病房看她们。

林晴已经睡着了，呼吸均匀。

林晚还醒着，靠在床头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她的脸色在月光下，白得像纸。

“睡不着？”我走过去，轻声问。

她对我虚弱地笑了一下，“嗯，感觉胸口压了块大石头。”

“后悔吗？”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。

她愣了一下，随即摇了摇头。

“不后悔。”她看着熟睡的林晴，眼神里充满了温柔。

“江医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身体就比她弱一点。每次生病，都是她背着我跑。”

“我们虽然是一个身体，但好像，一直是她在保护我。”

“这一次，总算轮到我，为她做点什么了。”

我的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。

我踹了他一脚，把他赶去书房。

不，这不是我的情绪，这是我脑子里闪过的一个荒唐念头，一个关于我某个病人的丈夫的念头。

思维的跳跃让我自己都觉得好笑。

我清了清嗓子，把注意力拉回到林晚身上。

“你会是个好妈妈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都会是。”她纠正道。

孕32周，林晚的身体状况，急转直下。

她出现了严重的妊娠期高血压，蛋白尿，全身水肿。

是重度子痫前期的症状。

这是产科最凶险的并发症之一，随时可能导致抽搐、昏迷，甚至死亡。

专家组紧急会诊，所有人的意见都一样：

必须立刻终止妊娠！

我拿着病危通知书，去找她们。

这一次，没等我开口，林晴就拉住了我的手。

“江医生，救救我姐姐。”她的声音在发抖，眼里全是哀求。

“我们听你的，现在就手术。”

手术被安排在当天下午。

全院最顶尖的产科、新生儿科、麻醉科、心外科专家，全部到位。

手术室外，林先生和张主任，坐立不安。

我作为总负责人，站在手术台边，心跳得比平时快了一倍。

麻醉成功。

产科主任亲自主刀。

当手术刀划开皮肤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“子宫张力很高，羊水过多。”

“胎儿心率下降了！”

“血压在掉！”

手术室里，各种仪器的报警声此起彼伏。

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快！吸引器！”

“准备新生儿复苏！”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

终于。

“哇——”

一声响亮的啼哭，划破了紧张的空气。

是个女孩。

体重1800克。

虽然是早产，但哭声洪亮，生命体征平稳。

护士把孩子包好，抱到林晚和林晴的面前。

“看，是个小公主。”

林晴伸出颤抖的手，轻轻地摸了摸孩子红扑扑的小脸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林晚也侧过头，看着那个小小的生命，苍白的脸上，露出了一个无比满足的笑容。

孩子被立刻送往了新生儿监护室。

而我们的战斗，还没结束。

产后大出血。

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情况。

由于她们特殊的身体结构，子宫收缩乏力。

鲜血不断地从创口涌出。

“血压持续下降！”

“血氧饱和度85！”

“准备输血！A型血！”

“不行，出血点找不到！子宫收缩剂效果不好！”

产科主任的额头上全是汗。

“准备切除子宫！”他下达了最后的指令。

这是保命的唯一办法。

我看着监护仪上，那条代表心率的曲线，越跳越弱。

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

难道，我们终究还是失败了吗？

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林晚，突然用尽全身力气，对身边的林晴说了一句：

“小晴，唱……唱歌……”

林晴愣住了。

“唱……我们小时候……最喜欢的那首……”

林晴反应了过来，她强忍着泪水，用颤抖的声音，轻轻地唱了起来。

“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……”

那首最简单的儿歌，在充满血腥味和消毒水味的手术室里，显得那么不真实。

但奇迹，就这么发生了。

随着她的歌声，监-护仪上，那条微弱的曲线，竟然开始慢慢地，一点点地，回升了。

“血压在回升！”

“心率稳定了！”

麻醉师惊喜地喊道。

所有人都惊呆了。

没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。

或许，是歌声唤醒了她们求生的意志。

或许，是她们两个灵魂之间，那种神秘的、超越科学的连接，在最危急的时刻，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。

出血，奇迹般地，慢慢止住了。

子宫，保住了。

她们，也保住了。

当手术室的门被推开，我走出去，对林先生说出“母女平安”那四个字时。

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，瘫坐在了地上，嚎啕大哭。

林晚和林晴，在ICU里观察了三天，才转回普通病房。

孩子也很好，在暖箱里待了两周，就出来了。

出院那天，医院为她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。

张主任红光满面，对着媒体的镜头，侃侃而谈。

我没去凑那个热闹。

我去了她们的病房。

林晴抱着孩子，正在笨拙地喂奶。

林晚靠在床头，安静地看着她们，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。

孩子叫林念一。

思念的念，唯一的意。

“江医生，”林晴看到我，笑得眉眼弯弯，“快，让干爹抱抱。”

我有些受宠若惊，小心翼翼地从她手里，接过了那个小小的、软软的婴儿。

孩子在我怀里，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好奇地看着我。

她的眼睛，像林晚一样沉静，但嘴角的弧度，又像林晴一样活泼。

她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体。

我抱着她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满足感。

“江医生，谢谢你。”林晚轻声说。

“没有你，就没有我们，也没有她。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是你们，成就了自己。”

我曾以为我的任务是创造一个生命，最后才明白，我只是个见证者，见证了爱能以何等不可思议的形态存在。

一年后，我收到了她们寄来的照片。

照片上，林晚和林晴，带着已经会走路的林念一，在海边奔跑。

她们的脸上，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、灿烂的笑容。

那是一种，被阳光、海风和爱，浸透了的，幸福的笑容。

照片背面，是林晴的字迹，一如既往的飞扬跳脱：

“江干爹，快看，我们现在也是富贵太太了，天天带娃，薅社区团购的羊毛，生活美滋滋！就是外卖超时赔付的规则太复杂，研究半天没搞懂，下次你来教我们啊！”

我看着照片，笑了。

窗外，阳光正好。

我拿起手机，在和张主任的聊天框里，输入了一行字：

“主任，关于捐赠的那栋生殖医学大楼，我觉得，可以命名为‘晚晴楼’。”